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积极创造条件，拓宽增收渠道。成都城镇居民收入日新月异。

 一、成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国民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态势，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0.25元增加到2007年的14849.23元，增长42.64倍，年平均增长13.91%。

（一）改革启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阶段（1978年－1984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伟大任务。国家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摆在了重要位置，大量安置城镇就业人员，调整职工工资，扩大了实行计件工资的范围。从1978年至1984年，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物价比较平稳，城镇居民收入开始增长。据对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1984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3.06元，比1978年增长77.24%，平均每年增长10.01%。

 （二）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1985年－1993年）

 1984年明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经济改革制度目标的确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城镇居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1985年至1993年，中央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鼓励全民、集体、个体、外商等不同所有制经济进行合作、合资、联合，小型国有企业可以“租”、“包”给集体企业或个人；十三大又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收入分配方面，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快速增长。1993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4.2元，比1984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17.75%。其中，除1991、1992年增速略低于10%之外，其余年份均超过10%。

 （三）城镇居民收入波动增长阶段（1994年－2003年）

 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方针开始进行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和战略性调整，也为后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以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构筑了微观基础。这突出地表现为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从1994年至2003年，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但增长幅度波动较大。2003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41元，比1993年增长2.67倍，年均增长13.90%。其中，1994年至1997年、1999年和2002年增幅均超过10%，1998年、2000年、2001年和2003年增幅却在7%上下波动，1994年最高为50.16%，2001年最低为6.27%。

（四）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加快增长阶段（2004年－2007年）

 “十六大”报告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深化改革，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增收渠道日益拓宽。2004年成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达到10394.1元，2007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849.23元，比2003年增长54.02%，年均增长11.40%。分年度增幅看，呈现逐年加快趋势，2004年增长7.81%，2005年增长9.28%，2006年增长12.59%，2007年增长16.11%。

 二、城镇居民增收渠道日益拓宽

 改革开放为城镇经济注入了活力，就业渠道逐年增多，外资、私营、合资等各种经济类型单位增加，个体劳动者越来越多，在城镇就业者中比重逐年增大；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城镇居民其他劳动收入明显增多；城镇居民投资意识不断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伴随着企业股份制的推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增加，城镇居民的金融活动日趋活跃。

 （一）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机关、文教卫生、企业等部门部分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提高了工资类别，普遍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建立起各种津贴制度，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水平。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1993年10月，结合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推行，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现行工资制度，建立了符合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基本形成了以工效挂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企业工资收入监督检查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工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1985年以后进行过八次调整及改革，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据抽样调查，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1978年的332.37元增加到2007年的9734.33元，增长28.29倍，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97.68%下降到2007年的65.55％，是可支配收入的首要来源，从1988年比重逐步下降，但仍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渐成为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只有微不足道的城镇个体经济，1984年至1991年间，相继出台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三资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保护非国有经济的政策法规，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家庭经营净收入逐渐成为可支配收入的又一来源。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个体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拓宽了城镇居民就业渠道，带动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高速增长。2007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达到811.44元，与1987年的个体劳动收入12.78元相比增长二十年增长62.49倍，年平均增长23.07%，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增幅，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3.76%上升到5.46%，并明显具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三）财产性收入成为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新亮点。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使人们的投资渠道逐步拓宽，理财意识逐渐增强。从1996年到2002年间，由于央行先后8次降息，除了直接下调利率之外，从1999年11月1日起，财政部还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的热情有所下降，利息收入所占份额减少；同时，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上市公司迅速增加，股票上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投资股票市场的热情高涨，股息与红利收入逐渐成为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增多，出租房屋收入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之一。2007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668.71元，比1995年的132.10元增长4.06倍，年均增长14.47%。

（四）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从1976年到1986年期间，国家修改了退休、退职规定，对不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规定了不同规格的离休待遇；1986年7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明确了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问题；建立了待业保险；调整了死亡优抚标准，增加了抚恤金与企业因工死亡工作人员遗属生活的困难补助。从1986年开始职工保障制度真正进入转型时期，即由“国家－单位保障制”迈向“国家－社会保障制”，规定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由企业与个人分担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使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2007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4724.81元，比1995年的1010.55元增长3.68倍，年平均增长13.72％，超过同期可支配收入增幅4.36个百分点，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3590.65元，比1995年的726.99元增长3.94倍，占转移性收入的比重由71.945%上升到76.0%。

三、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

    （一）消费水平逐年提高。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成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702.77元，与1978年328元相比增长34.68倍，平均每年增长13.12%，基本保持与收入同步增长。

（二）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已从生存型的温饱消费逐步向享受型的消费发展，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6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到2006年下降到33.88，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07年由于价格上涨，恩格尔系数上升为39.06。

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也呈现出阶段性。1984年以前，恩格尔系数都在55以上，从1985年直到1997年恩格尔系数在50－55之间波动，1998、1999年下降到45以下，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低于40，反映出城镇居民的开支以吃饱为主转向吃好，并有更多的收入用于吃饭之外，表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已由温饱跃上小康。

（三）居住条件继续改善。1998年房改以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取消了延续几十年的实物性、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全面实施，给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带来了重大转变，购房和居住支出已成为居民家庭主要的一次性大笔支出。住房消费成了家庭的重大消费之一。调查表明，2007年在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达88.86%。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增加，居住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到2007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达到24.45 平方米，比1978年的3.1平方米增加21.35平方米，增长7.89倍。居民住房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逐步向宽敞舒适转变。许多家庭做到了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91.83%的家庭都居住在二居室及以上的成套住房中。随着居住面积的增加，住房条件的改善，居住舒适度越来越高。许多家庭空调、水电、供气等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环境更加优雅、舒适。2007年城镇居民饮用水的情况进一步改善，城镇所有家庭实现拥有独用自来水，并且还有9.66%的家庭饮水以矿泉水和纯净水为主。从居民家庭的卫生、取暖设备来看，有厕所浴室的家庭比重达到了96.04%，有67.82%的居民家庭用空调取暖。从炊用燃料使用情况来看，有95.54 %的家庭用上了管道煤气，使用煤和其它燃料的家庭明显减少。

（四）衣着从观念到消费发生了质的改变。穿的方面，过去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缺乏美感的单调蓝灰颜色服装，如今人们的穿着新颖时尚、多姿多彩，着重突出个性化、高档化、品牌化。1978年人均衣着支出56.14元，当时的衣着布料以布为主，毛呢被视为奢侈品，而且买衣服受到布票定额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后取消布标限制，使人们的衣着发生根本性改变。到1990年人均衣着开支246.07元，比1978年增长3.38倍。跨入二十一世纪，衣着对于人们生活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在衣着的消费支出方面快速增长，到2007年，人均衣着消费突踊千元，达到1112.53元，比1978年增长18.82倍，年平均增长10.85%。

（五）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代化，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百姓家。城镇居民生活变化尤为显著的是家庭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改革前人们追求的是“三转一响”的“老四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改革初期又转向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四件”。随着国家大规模引进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生产线，家电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回落。同时，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80年代初期还很少有人问津的中高档家用电器，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城镇居民家中。1990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141台，洗衣机96台，电冰箱94台，分别比1985年增加了114.3台、32.3台、85.3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四件”饱和，“新三件”开始进入发展时期，进入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百户家庭“新三件”的年均增长量逐渐减少，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新兴家用耐用品如移动电话、电脑、空调、平板电视等，正在取代传统电器的位置成为现阶段“消费”热点。2007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有电脑65台，洗衣机、彩电、空调及移动电话的拥有量都已超过每户一台（部），分别为100.74台、148.02台、108.91台及186.39部，而电冰箱和淋浴热水器也基本达到百户百台，家家都有，这些过去的高档消费品已经在城镇家庭普及，充分体现生活质量提高。另外，家用汽车、钢琴、健身器材等新的高档消费品也开始走进百姓人家，丰富了城镇居民的生活内容，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交通通信消费趋向现代化，生活节奏明显加快。

 （六）随着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迅速进入居民消费中。1981年——1991年，交通通信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交通费，二是邮电费，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交通通信支出仅4.08元，其中，交通支出3.72元，通信支出（邮电费）0.36元。到2000年分别增加到378.95元、156.16元、222.8元，增长了91.88倍、40.98倍和617.89倍。2000年以后，伴随着手机价格及移动通讯资费的降低，手机如雨后春笋般拥入寻常百姓家庭，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量已达186.39部，一人多机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2007年交通通信支出达到1724.55元，比2000年增长了3.55倍，其中交通费用支出1022.53元，增长5.55倍；通信费用支出702.02元，增长2.15倍。近几年，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们出行次数增加，出行距离越来越远，家用汽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已成为家庭，尤其是中青年家庭追逐的热点。2007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已经拥有汽车9.9辆，比2000年的1.3辆增长6.62倍。

（七）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消费受到重视

 城镇居民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精神和文化素养的提高。调查资料显示，200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达686.83元，比1978年的4.11元增长了166.11倍；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为1443.13元，比1978年的23.23元增长了61.13倍。

改革开放30年，使城镇居民收入呈现总量不断扩大、结构明显优化的良性运行格局，支出结构反映居民生活质量走过了从吃饱到吃好的阶段，并正在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发展，人民群众切切实实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