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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7年的资料显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国际大都市”、“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那些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地方领导，之所以对举债毫不含糊，有偿还能力要“借”，没有偿还能力也要“贷”，就是因为“花公家的钱不心疼” 、“反正有公共财政还债”。 |
举债出政绩 地方政府债多不愁? |
 漫画：形象工程 中新社发 谢正军 作  漫画：政绩工程师 中新社发 毕传国 作 来源：中新网 “我们强调又好又快的发展，但一些地方政府举债搞建设的做法，只强调快，而不是好。这不是科学发展观。”欧成中委员说：“近些年来，有些地方盲目追求所谓跨跃式发展，不切实际地建宽马路，修大广场。没有资金就借钱。由此造成‘一届领导班子卸任之日，往往也是债台高筑之时’。城市漂亮了，大量的民生问题却缺少资金投入，得不到解决。一旦财政资金兜不住，就会留给后任一个烂摊子。” 欧成中委员建议，国家应明令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今后，除国家计划安排的重点工程项目外，地方的市政设施建设，教育设施建设、环境综合治理与保护等项目都应全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根据本地财力，量力而行。 他建议对地方举债，人大应加强监督。他还建议，发挥审计职能，审查资金流向。对政府举债资金实行严格监管，审计部门要定期开展专项审计，防止违规和浪费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目前对各级官员已经开始进行绩效考核，主要包含4个大的方面：经济性、效率和执行力、社会效果以及公平性。但比较重要的一块，财政预算却没有包括。 这导致一个问题，政府官员只需要考虑做出什么政绩，至于这些政绩花了多少钱，多少成本，则无关紧要。所以公共项目的产出不断扩大，但投入的具体数额是多少，是否合理，则没有人关心。这就跟企业只需要追求产出最大化，而不用考虑成本支出一样。这助长了“数字工程”、“政绩工程”，也导致官员挖空心思跑资源、跑项目。 | 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国际大都市”、“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郑州市惠济区区委占地面积560亩，仿照白宫外形，建有6幢豪华办公楼和1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雄心勃勃地要建超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广场。建设这些工程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什么？政府负债。 一个县的领导大张旗鼓地提出了“一年举债搞建设，十年清还欠债款”的口号。可是他能在这个地方干10年吗！恐怕过不了几年他就“政绩卓著”高升了。剩下一个烂摊子给下任，下任负责吗？别忘了，他还要忙着搞政绩升迁呢！ “欠账多了不用愁，虱子多了不怕痒。”为官一任，上届领导借的钱让下届领导还，而下届领导因为债更多所以更不发愁。不是还可以欠银行的钱，一直赖成不良贷款，最终由国家注资剥离吗？不是还可以欠建筑单位的工程款吗？不是有些地方政府至今仍欠着农民工十多年前的工钱吗？上任领导欠的债随它去，为了本届领导的面子和政绩，继续举债！旧债未还，又添新债，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如今，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彰显政绩而造势，造势是需要理由的。于是，借着古人、名人、乃至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做文章，就成为邀约上级领导、国内外嘉宾，花大钱、做大项目之名正言顺的理由。于是，一些地方每年都不惜花巨资搞公祭，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最后却只是留下一堆债务和年终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所谓“政绩”。 问题在于：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用于政府公祭，是否都有必要？纳税人怎么看？有读者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抬出一个死人，建造一座假坟；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 不容忽视的是，拟用3480万元修建“秦皇祭天第一坛”的甘肃省华亭县，当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而计划投巨资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的新郑市，2006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7.3亿元。
政府高负债，虽然是行政公权力行为，但引发的风险却是“社会性”的。换言之，上届政府举债搞建设留下的“政绩”，实质上不是下届政府班子的“包袱”，而是广大纳税人的“包袱”。事实上，一些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地方领导，之所以对举债毫不含糊，有偿还能力要“借”，没有偿还能力也要“贷”，就是因为“花公家的钱不心疼” 、“反正有公共财政还债”。 由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却为某些官员带来了不少的“政绩资本”，甚至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在“政绩工程出官”观念主宰下，一些官员在工作中缺乏长远观念、全局意识，为了在短时间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积累“政绩资本”，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直以来备受公众诟病。 有经济学家把某些官员热衷“政绩工程”形象地称为“GDP崇拜”，认为目前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行政主导的投资过热”，即一些地方政府运用手中权力调动财政、银行甚至企业资金，投入效率低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从而引发投资过热现象，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GDP年年疯长的“大好局面”。可怕的是，这种透支财力的“政绩工程”只会制造一种虚假繁荣局面，还可能误导国家的宏观决策，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近日到长三角的一个地级市采访，该市纪委书记在大会上痛斥敢花、敢贷、敢不还的“三敢干部”。这位纪委书记坦言，有些干部抱着“有钱要花光，无钱就借贷，还钱靠下届”的施政动机，只求任上风光，不管身后负债，有些债务，政府换届几次都还不清。 这位纪委书记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一些干部以城市形象的名义要求下属机关高标准兴建办公楼，钱不够就让建筑商垫资建设，导致有些机关至今仍债台高筑。一些乡镇干部不管负债累累照样“紧吃”。近几年来对该市一个县的８０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金额高达１２００多万元。“三敢干部”已成为挥霍发展成果的巨大“漏斗”。 |
干部不仅要看政绩，还要看债务 |
所谓“政绩工程”，从最初的某些城市标志性建筑、大广场等，到某些经济开发示范园区，进而演变到眼下的文化标志城、名人故里景区、祭天广场之类的项目，其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打造现代都市”，“改善投资环境”，“提升知名度”，“发展文化，传承文明”等等；都不惜重金，动辄投资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追求“全国第一、国际领先”；其决策大都由少数人拍板，即使有专家论证，也多流于形式；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不仅助长了浮华不实的作风，影响了政府形象，而且，为上大项目而集资、贷款等，往往衍生出拖欠工程款、增加百姓负担、加重地方债务负担，引发诸多非议甚至社会矛盾。
刘道伟绘 争南北界也罢，还是争大禹文化之乡也罢，“醉翁之意不在酒”，某些官员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幽灵：政绩工程。 政绩工程无异于劳民伤财。比如，盖办公楼，修建什么主题公园，搞什么“科技大跃进”等无不是劳民伤财的见证。要根治这类病症，良药还是“情为民所系”和“执政为民”的理念。 令笔者眼前一亮的是，面对几地争设南北界的动作，网上纷纷说不。新浪网一个简单的网上调查，参与投票人中有15万（占93.61%）认为该建筑“劳民伤财”、“不该建”。笔者心想，这恐怕是对争设南北界的民意显示吧。面对“说不”的民意，相关官员如何思如何动，公众在等待。 |
债 刘道伟制图 现在评价一位干部，尤其是党政主要干部，往往是看他在任期内，GDP、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城市建设搞得怎么样，社会是否稳定等。11月30日，记者采访河北省元氏县县委书记李义增时，他建议，考核干部不仅要看“政绩”如何，还应看在任期内产生的债务情况。 记者发现，现在许多表面上“日子红红火火”，城市面貌一日千里的地方，实际上政府却债务累累。这些债务包括非银行机构融资、工程欠款、非工程类财政欠款、政府所属机构和事业单位欠款，甚至还包括为企业发行债券所作担保等。在这些债务中，城市建设欠债、借款往往占有相当比重。当然，不能简单说城建欠债借款都是不合适的，但也确有个别官员，为追求“政绩”，不顾当地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城建“大手笔”，从而造成政府巨额债务。 如何遏制这种现象？采访中，许多人建议各级政府每年应向同级人代会公布债务，考核干部应将其“政绩”和债务一同考虑。 记者认为，政府定期向人代会公布债务并将其列入干部考核指标，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政务公开要求，有利于对干部进行全面考核，有利于群众了解当地经济社会真实情况，有利于政府在群众监督和参与下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 政绩就像一把双刃剑，执政为民可为民造福，弄权为己只能遗祸百姓。如果领导干部热衷于搞一些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甚至弄虚作假，玩弄数字游戏，搞一些子虚乌有的虚假政绩。这样的“政绩”往往会变为“政债”，不仅会欠下大量的债务，导致当地财政和人民群众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会留下难以收拾的后遗症，造成生态成本提高，环境恶化，机遇错失，矛盾积累，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等恶果。更为严重的是，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最终酿成难以估量的政治信用损失。 欠债是要还的，还不上要破产。但是，国家破产、政府破产只是说说而已，谁真的能够把一个破产的国家或政府收归己有？所以，国家或政府都不怕破产，都不怕欠债。只要国家有人民，政府有老百姓，最后的买单人就有了。个人破产比较难办，一般不会有最后买单人。倘若有的话，就是债权人，谁借钱给破产的人谁倒霉。 今天花明天的钱，花三五十年、七八十年后的钱，不知道子孙后代会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认同我们留下的这份“政绩”和“业绩”？好在那时候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笑骂由他们笑骂。 |
政绩考核,下一步怎么改？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
山乡步行街 吴明绘 谁来考核？考核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体系 要消除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带来的弊端，需要研究一整套考核地县两级主要领导科学的考核体系。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一是考核“一把手”，还是考核集体领导班子？ 二是考核党委，还是考核政府？ 三是谁来考核？ 现在，中央和省的各部门都要求自己所管辖的地县各部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而各个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太多，各种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甚至一些目标根本是达不到的。这样的考核，或者是太繁杂，无法实行，或者是一些指标达不到。 考核地县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关键要从生产建设型的指标转型到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指标上来 考核地县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关键要从生产建设型的指标，转型到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指标上来。要把发展经济是政府执政之第一要务与政府不直接去发展经济区分开来。加大就业及失业率、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政府行政人民满意程度等等加入地县两级主要领导考核指标体系中。只有这样，地方两级党政工作，才有可能从可能造假到不造假上来，才有可能从做表面文章到干实事上来，才能从做工作给上面看到为下面百姓做工作上来，才能从以官为本、形式主义到以民为本、为民办事上来，地方党政干部才能真正地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与为民做事结合起来。（张 弥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博士） |
政绩，还是“政疾”?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明确了领导干部追求政绩应当遵循的根本价值取向,科学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以及创造怎样的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只有切实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才能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中真正体现科学性。 第一,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看是否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我们首先要看领导干部是不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次是看干部在执政施政过程中,是不是以促进当地 生产力的持续、有效发展为己任。特别是对那些有利于本地今后持续发展、短期内又难见成效的工作,是不是能够持之以恒地抓,做到“一届为一届打基础,一届为一届添后劲”。这是衡量“真”发展还是是“假”发展的重要标尺。其三是看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 第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看是否坚持以人为本。 第三,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看是否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 第四,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看是否做到了统筹兼顾。 干部政绩考核往往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指挥棒”、“风向标”,有什么样的政绩评价体系,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工作追求和施政行为。要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变为干部政绩评价与考核的具体内容。坚持这样做,就会大大激发每一位领导干部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把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变为每位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从而有效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 (河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朱志军) 白恩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干部求政绩心切，一说修路、架桥、搞高楼都很热心，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摆在面子上的政绩；而一提兴办教育、培育产业、助农增收就打不起精神，因为这些事情不容易在任内见到成绩。这样的政绩观要不得！” “坚持科学发展观，看待一个干部就应该既看他当前的‘显绩’，更要看他长远的‘潜绩’。要用‘十年后的政绩’来考核评价干部。” 白恩培强调，“考察一个干部，不仅要看他现在做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为十年、二十年以后做了些什么。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当前能够看见的政绩和将来才能看得见的‘预期政绩’，都要分别占有相当的比重。” “领导干部要少一些表面上的热热闹闹，多做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他意味深长地对陪同调研的当地领导说：“为官一方，真正的成就感不是在任期间威风八面、前呼后拥，而是今天在这里‘栽树’，将来能够看到后人在树下‘乘凉’。”
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必须创造政绩。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政绩意识，要理直气壮地谋发展出政绩，这是领导干部的责任，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可是，由此造成一些领导干部千方百计地搞政绩上的“短、平、快”，“形象工程”、“门面工程”，“害民工程”，也是不争的事实。 把“十年后的政绩”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并付诸实践，使人们真切地看到“潜绩”突出的干部同样也能够得到提拔重用，使那些“打基础”、“管长远”的领导干部得到公正对待，就会向广大干部传递一个积极的、正向的激励信号，促进领导干部克服心浮气躁情绪和纠正急功近利的心态，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当务之急是要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进行重点课题立项，着力研究及时、准确地识别和反映“潜绩”的考核办法和评估体系。 为政者把政绩做给上面看的发展观，是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的。要改变这样的发展观，就需要改变现有的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要从看大楼多少、看马路多宽、看广场多大、看在建和完成的工程多少等表面现象，转到看公共服务如何，看借债多少，看民意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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