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汹汹而来，最先感到实质性压力的是工业。2008年12月12日，组建不久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访谈中列举了大量统计数据，指出：

“工业增长速度直线下滑，现在还看不到拐点，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然而，2008年12月05日深圳晚报报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与深圳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

“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基本已至谷底了。”

他还指出：

“危机中蕴含着机遇，中国企业如能抓住机遇，就能在经济危机的阴云中找到阳光。”

笔者向一位专业经济学者请教，中国处境如何？他告诉我：圈内观点不一，但多数人不太担忧，很多人视其为机遇，思考中国如何利用它获得发展。

“三角形整理”与“突破”

    如果观察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可以佐证经济学界这种乐观的看法（见图一）。

图一：中国GDP增长率

数据显示，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位，除个别时段外，GDP增长率波动的平衡位置大多在7-10%之间，90年代以来，更保持在10%附近。一个大国，如此长期地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举世罕见。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GDP增长率的波动明显收缩，显示经济运行日趋稳健。1997年朱镕基提出“保八”，当时波动通道的下沿为7.15%，而历史经验表明，当GDP增长率接近通道上沿后一定会下行到通道下沿附近，据此，笔者曾质疑“保八”不可行，实际上后来的谷底为7.6%（1999年）。2007年，GDP增长率再次接近通道上沿，而此时的通道下沿为8.44%，由此似可判断：此轮“保八”有把握。

金融海啸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出口，因为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太高。然而海关总局的数据暗示我们，问题似乎不大。直到2008年11月，出口数据仍没有明显脱离上升轨道的正常波动范围，倒是进口数据下滑更明显（见图二）。

图二:进出口月度数据

    与之相应，今年外贸顺差逐月扩大（见图三）

图三：外贸顺差

然而，注意到进口构成的变化，就令人忧虑了。2007年，进口总额中，与加工贸易相关的各项（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租赁贸易、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加工贸易进口设备）等占整个进口金额的54.3%，可见进口的绝大部分是为出口服务的。2008年1至11月，这个比例降到48.5%，在进口总量下降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为出口而发生的进口大幅下降。换而言之，进口下降是出口下降的前兆。

事实上，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为9.9%，从图一中去年的上沿附近直接跌到了的波动平衡位置（10.18%）以下，表明生产已经大幅下降了。

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看，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见图四）。

图四：三次产业对GDP年增长的贡献（亿元.1952年价）

    在第二产业的产值中，工业占到绝对多数（建国以来，平均份额为88.8%）。统计局从2001年8月起逐月对社会公布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见图五）。

图五：当月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长率

令人不解的是，统计局网站中空缺了2006年10月到2008年1月的数据。笔者只能用多项式拟合统计数据，由此大体揣测这一时段数据可能的范围。数据显示，这一轮经济周期，其顶点可能在2007年8月左右，而进入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急速下行，到10月已低于整条趋势线的最低值。

从轻、重工业角度看，本轮经济周期以重工业领跑，而今年重工业的跌幅远大于轻工业，且显出“M顶”的形态（见图六）。

图六：当月轻、重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长率

从订单→原材料进口→生产→出口的流程看，出口下降最后对海外市场萎缩做出反应，由此可以预期，出口数据大幅下降还在后边。

回到图一，50--60年代，GDP最高增长率21.3%（1958）年，最低增长率-27.3%（1961年），波幅高达48.6%。此后，70年代、80年代逐步缩小。转向“与国际接轨”后，全面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与手段，到90年代波幅降至10.8%，进入本世纪后，到2007年为止，最大波幅为3%，整个图一显现出“三角形整理”且走到顶端的态势。

有证券市场经验的人都知道“三角形整理”。当数据波动幅度渐次收缩，最后指向一个顶点时，意味着极有可能发生“突破”。“突破”意味着以前决定数据波动的机制失效，新的机制将取而代之。这时的关键是判断突破的方向，即新机制的性质。数据短期内如此急剧下降，似乎在暗示，向下突破的可能性远大于向上突破。

从机制看“突破”方向

那么历史上决定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图二显示，建国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始终是第二产业，这提示我们：工业化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回顾历史，是西方列强用战争逼迫中国选择工业化道路的，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其背后都是严酷的国际环境。

在一个人口众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资源何来？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靠剪刀差从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手中聚集，一方面靠低工资降低工业建设的成本。而改革开放后，吸引外商、招商引资成了各级政府的要务，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寄望于外部资本家。

于是无论是当年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后来的“与国际接轨”阶段，积累工业化资金都是经济主管当局的首要目标。当转向“与国际接轨”后，统计数据证和大量事实证实了资本利润极大化是中国经济体系最核心的要素配置机制（见王中宇《利润极大化与滞胀》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而资本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产能与社会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自1998年起，“有效需求不足”成了令经济管理当局头痛的顽症。

在古典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极大化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方才导致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而在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完成“与国际接轨”应是1994-1998年间（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转？向右转？》科学时报 2008年9月2日 2版）。却在短短十余年间各种典型的矛盾就集中、大规模出现，根源何在？

中西方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走上工商文明的，西方学者将中国的传统社会称为“东方专制主义”，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原始共产主义”描述东方的传统社会，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则写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从秦汉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分析了中国官僚政治发生与演变的历程及其系统动态。

从历史上看，行政权力独大，官僚体系一家通吃是我们社会的悠久传统，它最大的特征是高效，因为它不受其他力量的有效制衡，可以自由挥洒。这种高效在历史上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当官僚体系中理想主义占主流地位时，它可以相对廉洁，从而高效地实现主政者的目标；而当官僚体系中个人经济理性占主流地位时，各级官员可以高效地实现自己的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