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地区地处长江、黄河源头区是我国生态屏障、生态涵养地的重要区域之一。实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协调发展和缩小差距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弄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解决民族地区发展前提要素。

一、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问题

四川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
题,具体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森林植被的情况

四川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面积930多万亩,其生态地位最突出。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占四川森林面积的81•3%,木材蓄积量达10•22亿平方米,占四川木材蓄积量的66%。建国以后,由于当地对矿产资源过度开发与森林资源过度砍伐,使森林植被的数量锐减。20世纪80年代出现气候失调,生态环境恶化。20世纪末被迫采取退耕还林、还草的措施以保护民族地区的生存条件。为了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国家累计投入53•08亿元,到2006年,四川民族地区累计实施退耕地还林404•08万亩,占全省退耕地还林总面积的30•2%;按其林种划分,生态林385•79万亩,经济林18•29万亩;涉及87万户, 360万农牧民。但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气候条件差,林木生长缓慢,生态建设步履维艰。2008年汶川大地震对民族地区森林植被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破坏。

(二)草原荒漠化现象严重

草原生态系统是草原地区的人口、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的基础,它构成了当地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基本机能单位,是四川藏区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但四川民族地区的草原荒漠化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必须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例如, 2000年,四川退化草原10545万亩,沙化草原281•5万亩,占可利用草原的1•3%,并以每年19万亩的速度蔓延。其中阿坝州若尔盖县草原沙化面积由1982年的7•25万亩扩展到70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原的7•1%, 1995年达到38•4万亩, 2001年则达到70万亩,沙化面积每年以11•8%的速度递增。[1]2007年底,甘孜州草地沙化面积达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78%。仅石渠县就有近300万亩草地变成寸草不生的“黑土滩”,这不仅使草原环境进一步恶化,而且草场完全失去放牧价值,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危害。[2]据统计,近15年来,牧区草原产草量由每亩276公斤下降到240公斤,降低了12•9%。草原生产力下降,直接威胁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存。

(三)水土流失情况

四川民族地区草原退化、沙化、鼠虫害加剧了生态恶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水土流失。四川民族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两大母亲河重要的水源地。如若尔盖湿地每年为黄河上游提供30%左右的水量,有黄河“蓄水池”之称。土地沙化引起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涵养水源能力降低,直接威胁到两大母亲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四川,目前已成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水土流失面积21•09万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43•57%,是全国的11%,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的56%。全省每年土壤侵蚀总量达10亿吨,占长江上游年土壤侵蚀总量的42%,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总量达3亿多吨。[3]每年全省人为新增水土流失面积800~1000平方公里。阿坝州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99万平方公里,年泥沙流失1795•6万吨,相当于冲走9万亩地表土壤。甘孜州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州幅员面积的40%,居全省各地首位。据测定,在三州流失的水土中,草原的水土流失量占41%。流失的泥沙通过金沙江、雅砻江、岷江、白河、黑河等江河流入长江、黄河,既导致了本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又加剧了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

(四)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四川民族地区地处长江、黄河源头区,沟河纵横,河流湿地非常丰富、稳定,河流众多、落差大,较大的支流有570条。属长江水系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等流域面积23•1万平方公里,占四川民族地区总面积的93%;属黄河流域的白河、黑河、贾曲河等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河流湿地蕴藏的水能量约6158万千瓦,占四川全省总量的41•05%,仅次于西藏、云南,居全国第三位。但解放后由于经济发展中采用掠夺性的开发方式,未重视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生态平衡被破坏。据四川省农科院遥感中心分析,由于第四世纪末冰川的剧烈运动,导致河流中心有不同程度的下沉,各大河流及其支流均不同程度改道,旧河床的废弃风沙、土壤形成沙源。民族区冬春降水少, 8级以上大风增加趋势明显,为冬春季节草地沙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草原上原来有大大小小的湖泊300多个, 20多年里其中200多个湖泊已经干枯,剩下的湖泊面积也缩小了许多。若尔盖湿地是世界唯一的高原鹤类———黑颈鹤在我国最集中的分布区和重要繁殖地。然而,由于生态系统失衡,该湿地的湖沼萎缩或成为季节性河流和湖沼,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将会使湿地变成新的沙源,而危及临近草场。

二、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的问题

四川民族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长期没有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资源禀赋并没有展现出来,反而走向“富裕中的贫困”的路子。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远远的落后于我国内地。

(一)“经济增长优先”的悖论

长期以来,四川民族地区在发展战略上过分强调“经济增长优先”,“经济追赶内地”的发展思路,将追求“经济增长优先”的主要途径放在加速资源开发上,由此形成了独有的“木头财政”、“畜牧财政”、“水能财政”的开发趋势。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优先”的情况下,在资源开发的同时,没有或者很少顾及生态环境保护,结果资源开发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存在着对矿业资源和藏药、虫草等滥采乱挖,牧场过度放牧、珍稀动物的任意捕猎、水利资源开发补偿不足等问题,造成了资源浪费,草原植被退化、沙化、气候变暖、雪线上升、江河水流减小、泥石流与滑坡地质灾害频发等严重生态危机。虽然近年来民族地区的环境恢复和保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依然存在紧张关系,在实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上表现出来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因此,在资源开发中,如果不能正确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更大破坏。

(二)“高强度投资”的反思

从长远的观念看,经济发展是解决四川民族地区所有问题的有力保障。这无疑是正确的命题,但实际工作中如果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注重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这一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就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矛盾和不协调因素,使民族地区社会处于非常规状态。汶川大地震就使当地遭受了重创,当地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也说明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不快”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由于过去没有协调好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还给民族地区带来一些其他问题。一是资源开发中,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近年来,像西部其他地区一样,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速度加快了,但却成为了“原料基地”,出现了“资源拿走、污染留下;财富拿走、贫困留下”的情况,“利益集团化,问题却区域化了”。这与国家原本“开发一方资源、富裕一方百姓、保护一方生态”的初衷相差甚远。二是资源开发中,地方政府、开发企业与资源地群众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资源开发中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资本投入较高、吸纳劳动力相对较少,而能够促进带动少数民族自身变革与繁荣进步、可容纳较多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三是资源开发中,外来投资者多,本地投资者少,易于造成民族文化多样性丧失。可见,这些都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失策

在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这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呈现出资源利用率低,高能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特征,这不仅使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改善不明显,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长期以来,四川民族地区呈现出第一产业居高不下,二产业比重较小,三产业增长缓慢的态势。在一产业中畜牧业占居绝对地位,大量的牲畜已成为草原生态建设的瓶颈,牲畜超载又使当地草场生态无法得以恢复,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4]在二产业中,中小水电已成为民族地区领航的主导行业,水电开发虽然解决了当地农牧民照明、燃料、电器等生活问题,但开发中对植被、水源的破坏以及废弃物又影响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伴随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比例也有所提高。但随着餐饮、娱乐等的兴起,空气中的煤烟、油烟等大气污染以及声光污染也逐年增加。生态文明建设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生态文明从价值理念探讨,向经济社会建设领域拓展的突破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结构体系。对生态环境要高度重视,倍加珍惜,切实保护好、利用好,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发展。[5]

(四)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四川民族地区人均GDP以较快速度增长,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却明显滞后,这一点可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差距中得到说明。从人均GDP来看, 2008年,凉山州为12896元、阿坝为8458元、甘孜9640元,是全国2000年的平均水平,是四川省2003年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拉大。阿坝藏族自治州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2001年的4668元扩大到2008年的9273元。甘孜藏族自治州由2001年的5068元扩大到2008年的9545元。从城乡收入的相对值上分析, 2008年,阿坝、甘孜两个州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分别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6•8%、18•9%。阿坝州的城乡相对差距由2001年的3•8∶1扩大到2008年的4•1∶1。甘孜州由2001年的4•9∶1扩大到2008年的5•8∶1。可以看出,两个州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4倍以上,比全国和四川省的收入差距大得多。

三、协调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是人们生活提高的必要保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协调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四川民族地区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一)以科学发展观理论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科学发展观理论,作为我国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为本”。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的问题,更关系到我国长江、黄河水系流域的生态安全问题。1998年我国的特大洪水灾害就是忽视生态保护的结果,惨痛的教训给我们敲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警钟。“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要把更广泛的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中央决定在西部地区实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工程项目,就是以更广泛的人民利益为根本来发展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四川民族地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即把生态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清洁生产、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使我国资源得到保护,环境得到改善,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新资源整合机制

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意味单纯的只抓生态保护,不抓经济发展,相反坚持共生开发,注重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建立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才是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促使产业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同步提升。四川民族地区要实现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就应抓好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为主要途径。依托四川省循环经济试验区项目,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工业集中区为载体,建立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循环经济理念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在凉山州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以二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重点,促进清洁生产,积极发展煤化工、钒钛钢铁深加工、建材等循环型工业。鼓励发展废物资源化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循环型服务业。同时坚持共建开发,发挥资源优势,以资源引入资本,将资源的开发权、经营权优化配置给最有资金实力、最有技术实力、最有管理经验的业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新以资源入股、技术入股为主的“股权配置、共建开发”的资源整合方式和机制,形成资源开发的整体合力。坚持共享开发,实施资源本地化战略,依托资源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注重增强资源开发地的自我发展能力,把资源优势转变成产品优势、经济优势,实现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化。

(三)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突出特色,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积极培育和发展能够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支柱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四川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应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立足自己的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加强牧区建设,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以支柱产业建设为重点,实现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加快生态农牧业、清洁能源业、优势矿业等特色产业发展,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扶持高原特色加工业发展,严格限制污染企业向民族地区转移。建议国家和四川省共同出资成立四川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基金,力争建成牦牛产品加工区和高原农副特色产品加工区。

生态农牧业要以“生态、绿色、特色、效益”为发展思路,从种植业为主向种养结构发展,种植业围绕林牧业转,大幅度提高林木业比例。大力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改善农林牧业生产条件;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农牧业资源优势,运用高新技术发展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建立现代高原农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水果、药材、反季节蔬菜;引进发达国家畜牧生产模式,搞好牦牛精深加工和产品开发,通过龙头企业,形成“公司+基地”、“公司+基地+农户”等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带动当地提高林牧产品效益,切实改善农牧民的收入。

(四)大力发展高原生态旅游业

四川民族地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各种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特别是在自然景观资源、动植物资源、人文景观资源、民族宗教文化资源等方面。利用四川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动植物资源、民族宗教文化资源,来大力发展民族自然、人文、风俗、文化等旅游事业。充分发挥阿坝州九寨沟、甘孜州海螺沟、凉山州泸沽湖等的知名度以及藏羌风情、丹巴美人谷、凉山火把节等美誉度,充分展示民族旅游对当地经济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提高旅游在当地经济结构的比重,让旅游业成为三产业的引领行业。

同时挖掘藏区丰富而独特的高原生态旅游资源,突出类型多、景点多、功能多和旅游资源独特、珍贵、稀有的特点,加大相关景区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周边旅游通道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形成绿色旅游、红色旅游、蓝色旅游、白色旅游及黑色旅游(“5•12”地震遗迹)等多种项目相结合的开发模式,促进四川民族地区原生态民族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民族地区产业转换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1]童峻.不能以环境破坏为代价[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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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敏惠.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关系浅谈[J].财经界, 2007(9).
[4]泽柏,但其明,李昌平等.川西北牧区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草业与畜牧, 2008(8)•
[5]郝勇,.杜青林.推动四川藏区在科学发展轨道上是实现跨越式发展[N].四川日报, 2009-07-30.